「大同」的最初概念，始於《禮記·禮運》大同章（簡稱《禮運大同篇》）。

在距今兩千五百餘年前的春秋時代，儒家聖人孔子（公元前551年～公元前479年）向弟子們講解：若一個社會能夠實踐「大道」，便能推選出賢德與才能兼備的優秀領袖，講究信用，追求和睦，自然能夠建立人人互助互愛、不求個人財富，無私貢獻大眾的理想境界，因此不會出現陰謀詭計和盜竊戰亂，是一種「大同世界」。原文謄錄如下：

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；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『大同』。」

21世紀初，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（1910—2005）對「大同」概念做出了更精闢的當代註解：「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與共，天下大同。」反映了傳統中國的古老智慧：提倡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之間的共處原則，被視為處理不同文化關係的「十六字箴言」。

「各美其美」是善護各國各族的文化特徵，無需高高在上駕馭他人；「美人之美」則是尊重他國他族的文化理念，君子和而不同，成人之美；「美美與共」是讚賞世界文化的多樣性，鼓勵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，拒絕唯我獨尊，強權霸道。若能如此，自然可以達到「天下大同」的理想盛世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友愛他人親如一家。

簡言之，尊重各國各族的優秀文明，互相讚美互相交流，自然可以擴大各方利益的匯合點。通過反戰爭、忌動亂，摒棄你輸我贏、贏者通吃的舊思維；提倡樹立雙贏、多贏、共贏的新理念，自然可以建立各族文明的井然秩序，共同發展的大同盛世。

美國加州大學哲學博士孫寶相教授（1916-2000）在晚年總結本身自渡渡他的數十年體驗，提出「慈悲、仁愛、團結、和諧」的大同精神，鼓勵多元文化互相交流、多元宗教互相合作，追求文明團結、種族和諧的大同精神。藉此掀開「宗教教育出奇蹟，了斷恩怨齊高昇」之先河。

許源泰教授（1967-）在上述先賢所提倡的「大同」基礎上，鼓勵眾有緣善信飲水思源，感恩圖報，立志「願為虛空立真心」，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」。結合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要義與《佛頂尊勝陀羅尼》精髓，以居士身行金剛義，廣邀各方善信，禮請各路聖賢，「火海結義上下一心，天人合一誦陀羅尼」。發願「無量恆河胎卵濕化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，返本還源永劫無憂」，是謂「無量凡聖無盡大同」。

現代學府培訓學生通曉語文史哲、法律科學等「謀生之術」，卻對保存莘莘學子的「良心」與「良性」的「良知之道」毫不問津，結果「有術」而「乏道」。

自清末民初以降，中國與東南亞華社毅然告別中式傳統教育，全面擁抱西方新式教育，雖然成功培育出一批批懂得「做事的人才」，卻未必懂得「做人的賢才」。德才難以兼備，自古皆然，於今更甚。

「書院」本屬中國古代的民間教育組織，源於唐代，興於宋元，多由當代的著名學者私創或主持，是交流思想文化之所，亦為培育德才兼備之院。重道崇德，集「講學、廟祀、課士（考核）」於一身，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。 河南商丘的「應天書院」、嵩山的「嵩陽書院」、湖南長沙的「嶽麓書院」和江西廬山的「白鹿洞書院」，並稱為中國的「四大書院」。北宋名臣范仲淹曾是應天書院「院長」，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曾於「白鹿洞書院」主持與講學，影響深遠。

「大同書院」捨「學院」之新稱而取「書院」之舊名，即希望繼承中華優良傳統，承前啟後。「交流多元文化思想，培育德才兼備賢能；養天地正氣，法古今完人。」